本文以长沙地区一起团伙利用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的诈骗案件为蓝本，聚焦财产类犯罪数额认定这一核心实务难点展开深度复盘。案件办理过程中，辩护方紧扣诈骗罪构成要件、牵连犯裁判规则与同类案件司法口径，厘清犯罪数额的认定边界，成功剔除不当计入金额、大幅核减涉案总数额，直接推翻公诉机关“诈骗数额巨大”的指控，实现量刑档次降档。本案既是财产犯罪数额辩护的典型样本，也厘清了碰瓷骗保类案件的法律适用误区，可为刑事辩护同行提供实务参考，亦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刑事裁判背后的法律逻辑与尺度。
关键词：诈骗罪；碰瓷骗保；犯罪数额；数额巨大；牵连犯；刑事辩护；量刑降档
一、案件导入
本案系多地流窜、分工协作的团伙碰瓷骗保案件。行为人借助道路交通通行规则，刻意制造车辆剐蹭事故，再通过人为扩大车辆损失、虚高定损价格等方式，多次向多家保险公司骗取理赔款项。因作案次数多、初期涉案金额认定偏高，审查起诉阶段直接以诈骗数额巨大定性，当事人面临较重量刑区间。
该案争议集中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计算范围，是当前涉交通类骗保案件普遍存在的法律适用分歧，兼具实务研究价值与普法意义。
（一）案件基本情况
公诉机关指控，涉案团伙在长沙多地先后十余次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分工配合虚构事故成因、夸大车辆损失，以此骗取保险理赔金。公诉机关将事故相对方车辆损失与行为人实际骗取的保险金合并计算，认定全案涉案总额达到数额巨大标准。
案件时间脉络：
1、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经检察机关批准并执行逮捕；2、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3、辩护方全程针对犯罪数额认定提出专项抗辩，梳理法理依据与类案规则；4、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法庭充分审查控辩双方意见，采纳辩护观点，重新核定涉案金额；5、最终裁判：法院依法拆分款项性质，剔除附随损失，重新认定犯罪数额，撤销“数额巨大”定性，降格为数额较大，并结合全案从宽情节作出从轻判决。
（二）本案核心争议焦点
结合卷宗证据、控辩意见与庭审焦点，本案提炼出同类案件五大审理难点，也是财产类刑事犯罪办理中极易产生分歧的关键问题：
1、行为人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故意制造事故，事故相对方产生的车辆损失，是否应当计入诈骗犯罪数额？
2、故意制造事故属于手段行为，骗取保险金属于目的行为，二者形成牵连关系，能否对手段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重复评价、重复计算涉案金额？
3、保险类诈骗案件中，犯罪数额应当以保险公司全部赔付金额为准，还是仅以行为人主观追求、实际非法占有的款项认定？
4、团伙共同犯罪中，结合各参与人员分工、作案频次、实际获利差异，如何精准区分对应犯罪数额与量刑标准？
5、行为人具备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等多项法定及酌定从宽情节，在数额降档后，如何综合适用量刑规则，做到罚当其罪？
以上问题，不仅决定本案走向，也是现阶段碰瓷骗保、涉保险诈骗类刑事案件的共性裁判痛点。
二、案情与法律分析：以法理为根基，厘清数额认定边界
实践中普遍存在认知偏差：只要是行为人行为引发的全部财产损失，均一概计入犯罪数额。但结合刑法条文、犯罪构成理论与长期形成的司法裁判惯例，该认定方式明显偏离法律本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的成立，必须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核心主观要件，犯罪数额的评价范围，严格限定于行为人主观意图侵吞、客观实际骗取的财物。结合本案事实逐层剖析：
（一）主观层面：行为人无占有第三方财产的故意
纵观全案行为逻辑，涉案团伙自始至终目标明确：以制造虚假交通事故为掩护，虚构正常事故场景，向保险公司套取理赔款项。团伙内部分工清晰，有人负责驾车制造事故、人为扩大己方车辆损失，有人通过技术手段抬高定损价格、提供相关资质材料，还有人专门对接保险公司完成定损、理赔流程，所有行为均围绕骗取保险金展开。
事故相对方的车辆受损，是行为人实施诈骗犯罪过程中衍生的附随损害结果。涉案人员主观上既没有刻意造成对方车辆损坏的故意，也从未意图占有该部分财产，更未从中获取任何不法收益。脱离“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核心要件，该部分损失便不属于诈骗罪的评价范畴，依法不应计入犯罪数额。
（二）客观层面：牵连犯适用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本案客观行为分为前后关联的两部分：一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手段行为，二是隐瞒真相、骗取保险理赔金的目的行为。两项行为存在紧密的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关系，属于刑法理论中的牵连犯。
根据刑法基本原则与全国通行裁判规则，牵连犯适用从一重罪处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本案已针对骗取保险金的核心行为，以诈骗罪定罪追责，若再将手段行为造成的第三方损失叠加计入犯罪数额，等同于对同一组关联行为进行双重否定与双重处罚，既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不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
（三）司法口径：保险诈骗数额以实际骗取理赔金为标准
梳理全国范围内同类生效裁判文书可以发现，保险诈骗、碰瓷骗保类案件已形成统一裁判尺度：此类案件的犯罪数额，仅认定行为人从保险公司实际骗取、非法占有的理赔资金。事故相对方车辆维修费、车辆贬值损失、保险公司间接运营损耗等附随支出，均不计入诈骗犯罪数额。
本案侦查材料亦明确区分两类款项：保险公司实际向行为人赔付的保险金、事故相对方产生的车辆损失。公诉机关将两笔款项合并计算，与既定司法裁判惯例相悖。
（四）量刑情节梳理：多重从宽情节具备从轻处罚基础
除数额争议外，全案涉案人员均具备多项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全体涉案人员在案发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成立自首；庭审中自愿认罪认罚，真诚悔罪。同时，涉案人员家属积极筹措资金，向被害保险公司全额退赔全部经济损失，彻底挽回被害方损失、化解社会矛盾。此外，所有涉案人员均系初犯，无既往违法犯罪记录，人身危险性较低，综合来看具备充分的从轻量刑条件。
三、律师核心辩护观点
结合案件事实、全案证据、法律规定及类案裁判案例，辩护团队在审查起诉、庭审全过程循序渐进、据法论理，提出四项核心辩护意见：
（一）紧扣犯罪构成，剔除附随损失，重新核定犯罪总额
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核心要件，本案行为人仅以骗取保险金为犯罪目标，第三方车辆损失属于犯罪行为衍生的间接后果，并非行为人意图占有的财物，该部分金额应当依法剔除。本案合法犯罪数额，应以保险公司实际支付的理赔金为准。
（二）恪守牵连犯规则，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故意制造事故与骗取保险金构成牵连关系，案件已就核心目的行为以诈骗罪定罪，不得将手段行为造成的损害重复计入犯罪数额，原有数额计算方式缺乏法律依据。
（三）遵循司法统一尺度，参照类案标准认定数额
结合全国同类案件裁判口径，碰瓷骗保、保险类诈骗的犯罪数额认定已有明确惯例，恳请法庭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采纳合法合理的数额计算方式。
（四）综合全案情节，秉持宽严相济原则裁量刑罚
涉案人员均构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且已全额退赔被害方损失，社会危害性显著降低。结合重新核定后的犯罪数额，案件已降格为数额较大，恳请法庭结合各人员参与程度、分工差异、实际获利情况区别量刑，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四、案件结果
审理法院全面核查卷宗证据、细致研判控辩双方意见，并参考同类案件裁判规则，完整采纳辩护方核心辩护意见：
第一，依法对涉案款项拆分定性，剔除不当计入的第三方车辆损失，重新核定本案诈骗犯罪总额；
第二，因犯罪数额下调，依法推翻公诉机关“诈骗数额巨大”的指控，案件降档认定为数额较大，整体量刑区间大幅降低；
第三，结合各涉案人员的分工、参与次数、违法所得，以及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初犯等从宽情节，综合考量行为危害程度与悔罪表现，作出差异化从轻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罚金两千元）。
至此，本案各项辩护目标全部实现，当事人均获得公正、宽和的裁判结果。
五、案件普法意义
本案作为典型的团伙碰瓷骗保案件，打破了大众对财产犯罪数额认定的片面认知，兼具普法价值与警示意义：
第一，并非行为引发的所有损失，都等同于刑事犯罪数额。刑事司法认定紧扣犯罪主观故意，仅评价行为人刻意追求、非法占有的财物，犯罪行为衍生的间接损失，不会一概计入涉案金额。
第二，碰瓷骗保属于明确的刑事犯罪，切勿心存侥幸。利用交通规则刻意制造事故、虚构事实骗取保险金，无论分工如何、获利多少，均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结伙作案还将按照共同犯罪规则从严评价。
第三，刑事裁判坚守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当一个行为衍生多个后果时，司法机关会结合行为本质择一评价、择一重处，杜绝对同一行为重复追责、重复计算涉案金额。
第四，主动自首、积极退赔、真诚悔罪，是法律明确的从宽路径。案发后主动归案、如实供述、尽力挽回被害人损失，既是公民知错改错的体现，也是法律给予悔过者的宽大空间。
六、办案心得
财产类刑事案件中，犯罪数额往往直接决定量刑档次，数额之辨，亦是刑期之辨。本案的核心突破，并非否定客观犯罪事实，而是在法律适用层面精准辨析、在数额认定层面正本清源。
接受委托后，团队沉心梳理全部卷宗材料，逐笔核对十余起作案事实对应的每一笔款项，厘清保险理赔金、第三方车辆损失的来源与性质；同时检索梳理大量同类生效判决，归纳提炼稳定的司法裁判规则，形成完整、严谨的论证体系。庭审之中，我们不偏不倚、以法理为据、以案例为证，清晰阐明原有数额认定存在的法律瑕疵，让裁判逻辑回归法律本身。
刑事辩护从来不是无谓的辩驳，而是在事实与法律之间，守住公平的边界。我们深知，打击犯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而精准适用法律、保障每一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法律人不可推卸的职责。既不让不法行为逃避惩处，也不让法律尺度失之于偏，让每一份判决都经得起事实、法律与时间的检验。
法律有锋芒，亦有温度。严厉惩戒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始终给予知错悔过之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深耕刑辩领域多年，我们始终秉持初心，以专业立身、以严谨履职，用心对待每一起案件，不负当事人的托付，不负法律赋予的使命。
往后之路，亦将继续精进专业能力，在法理之中求索公正，在规则之内传递温度。
备注：本文基于真实案件整理，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案件相关个人信息、场所信息均已做脱敏处理，案件事实与裁判结果以生效刑事法律文书为准。
